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颠倒众生的糊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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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郎郎 在死刑号的日子  

2010-04-13 12:37:0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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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狱里的颜色很单调,回来这一路上,看四周的环境真是眼花缭乱。我妈就说:“郎郎,要是眼睛累,你就闭上。”我说:“没事儿,挺好看的。”

张郎郎 在死刑号的日子 - 吴虹飞 - 颠倒众生的糊涂

张郎郎 在死刑号的日子 - 吴虹飞 - 颠倒众生的糊涂



 

本刊记者 吴虹飞  实习记者 覃宪秋  发自北京

 

2月,共和国国徽设计者张仃辞世,儿子张郎郎从普林斯顿大学飞回奔丧。谈论生死,共话往事,原来这个还有些英俊的、喜欢说笑话讲故事的老头儿,曾经是诗人郭路生(即食指)的引路人、遇罗克在死刑号的狱友、陈丹青的教员,并与国内地下诗歌运动渊源深切。

 

1943年11月,张郎郎出生于延安,在“马背摇篮”里长大,是名副其实、根红苗正的“红二代”。他跟着一路打仗的部队进了北京,在像“育才”、“一○一”、“四中”这样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上学。那个饥饿而又狂热的年代,无数少年被压抑住的光芒,他却轻轻巧巧、活活泼泼地如数绽放出来了。

 

1962年,还是中学生的张郎郎在母亲陈布文(曾为周恩来秘书、国务院秘书,当时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文学)支持下创办“太阳纵队”地下诗社。

诗社成员多半出身于干部家庭或艺术家庭,对社会上的残酷和严峻“不甚了解,至少觉得与我们无关”。而他们享有的书籍、画册、电影等“精神资源”则远远超出普通家庭的孩子,所以“创作欲极强,很想找机会表现一下”。

这原本只是一个文艺沙龙。“秘密写诗,只是怕别人破坏我们的游戏。但我们也没想用诗来反对‘现政’。我们既不是革命,也不是反革命,只是不革命而已。”张郎郎完全没有料到,此时关于大学动态的内部资料早就把他描绘成了流氓般的“资产阶级文艺青年”。

在当时诸多的文艺小组中,上面认定了两个“成形的组织”,一个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主持的“X社”,另一个就是“太阳纵队”。

1964年,有关方面发现“X社”策划到法国去,马上实施抓捕。郭世英被送去劳动了一段时间。1968年,他被隔离审查、毒打,最后坠楼而死。据称死时身体仍绑在椅子上。

“太阳纵队”的命运不比“X诗社”强多少。

张郎郎因言论罪被抓捕,最后被判了3条罪名:“恶毒攻击中央首长”,因为讲了领导人的笑话、传播“小道消息”;“里通外国”,因为和一些法国留学生聊天;“阴谋叛国投敌”,因为曾经想留学法国学西方艺术史。

就这样,他进了死刑号。

 

后来张郎郎撰文回忆:“可能和我天生好说笑话有关,可能和我曾经组织过一个写诗的沙龙——‘太阳纵队’有关。前者属于‘乱说’,后者属于‘乱动’。前者是企图‘言论自由’,后者是企图‘结社自由’。”在那个年代,这显然是奢望。

和“太阳纵队”沾边的人,都被批斗、关押、审查。和张郎郎接触较多的亲戚、同学、朋友几乎无一幸免。许多人因此改变了一生。

坐了10年牢,“文革”结束,张郎郎获得平反,死里逃生。

在中央美术学院教了两年书之后,1980年,他去了香港,9年后去了美国。

他成了一个流浪者。“我的心最宁静的时候,就是在旅途中,不管是主动旅行,还是被动逃跑。”

期间,张郎郎曾在深圳驻足。写作的欲望蠢蠢欲动,一气儿写了几篇东西。同时,和日本人合编有关中国商业法律的书。每天,他背着手走来走去,口中念念有词,两个打字员就疯狂打字记录。上半天,找3个人的饭碗;下半天,找他自己的梦。

在美国时,他曾和两位朋友商量,每人出两万美金,在纽约上州买一个老农场,在那里当专业作家。没事儿就使劲写,写累了就去干农活儿,“锻炼身体的功夫,就生产出每日的粮食”。

两位朋友兴奋万般,他们的太太和孩子死活不同意:怎么上班,怎么上学?谁陪你们疯啊?

不管怎么说,张郎郎自己是想明白了:“我将来一定要有一块大自然中的、属于我的土地。我将和它血肉相连。重要的是只要有这么一块地,你可以从心底自然地、实实在在、时时惦念着它。”

如今,那么多年波折磨难过后,他还会不时笑出声来。到处有人请他喝酒,健康自在地游历,时不时揶揄荒诞的时光,这是岁月给他的最大的优待。

 

“反动分子张郎郎逃脱不了”

 

“太阳纵队”不是政治组织,而是一个诗歌沙龙。后来,郭路生和另一个朋友郭大勋也加入了。那时我们已经是大学生了,他们还是中学生。郭路生很朴实、很谦虚,觉得我们已经算诗人了,很愿意跟我们玩儿,我们就觉得他太小——谁也没想到他以后会变成挺有名的诗人。后来他写了《鱼儿三部曲》,我看了就觉得,哎,这孩子真有点儿灵气。他也特高兴,觉得找到了诗的感觉。

“太阳纵队”还有我的弟弟张寥寥。他跟芒克、北岛他们都是朋友,一块儿写诗,还有鲁双芹。我被抓到监狱后,他们又组了一个沙龙,现在有名的诗人基本都在那里。包括根子、多多,都是和他们同一拨开始写诗。

北岛初期的诗歌,像是格言体,有些愤怒,要讲一些深刻的话语。北岛会写诗,但他是个老实人,特木讷。我们搞活动,一般要有北岛的诗,他是个符号人物嘛,有人会说:“郎郎,北岛的诗你来念吧,他念没劲。”北岛也没辙。我们是好友,但也不客气,说,这么有名一个诗人,一不会浪漫,二不会幽默,好像惨点儿。

1968年春天,有我照片的通缉令出来以后,我就决定离开北京了。有一阵藏在石油学院附中,郭路生经常到我那儿去。一次他和另一个诗人王东白一块儿来。王东白拿来一个本子,让我给他写首诗带走。我正要逃跑,哪有灵感啊,我说,就给你们写个题目吧,就写了“相信未来”。后来有一次聚会,郭路生还说那个本子应该给他,因为最后是他把这个题目写成诗的。现在也不知这个本子藏哪儿去了,也许王东白还留着。但他和郭路生“文革”中都受了一定刺激,我被抓了之后,他们也被抓了,后来精神都有点儿不太健康。

我离开北京前,郭路生和一个朋友非要送,约的是在北海见最后一面,喝杯啤酒算是告别。但我没去。满街都是一人高的大标语“反动分子张郎郎逃脱不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掌”,我再去北海喝啤酒有点儿不太现实。后来郭路生的朋友回忆,他们在北海等了一下午我都没有出现。其实我已经跑了。

通缉我的原因一是“太阳纵队”这个组织,还有一个,是我爱给“联动”(“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”,组织者是北大附中、清华附中等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的负责人,多为高干子弟、烈士子女。1966年底至1977年初曾6次冲击公安部,要求释放其成员,被判定为反革命组织,遭到打击。)那些小孩讲故事,“江青和毛主席结婚时组织不同意”,那些小道新闻其实大家都听说过。“小联动”到处去散布,江青很愤怒,成立了一个专案组,就查到背后有大学生,说我是“联动的思想后台”。实际上我只是教他们念诗、唱歌,之前他们接触不到那些。现在,都过去50年了,当年我教的歌,有些歌词他们还背得下来。

通缉令出来时上面有我的两寸照片。一夜之间,被北京的“联动”全都划拉下来——就没有照片啦,上头非常愤怒。后来想想,这种古典的情义,现在这个物质社会是不会发生了。《血色浪漫》跟我们那些故事比差远了。只是我们的故事还不能拍成电视剧,因为牵扯到很多意识形态。

我就和女朋友蒋定粤(抗日名将、淞沪抗战中方指挥官蒋光鼐之女,后嫁给万里之子万季飞,生有女儿万宝宝,现定居美国。)跑到了杭州——逃跑都要挑个好地儿,就藏在龙井村,真正产龙井茶叶的地方,以为能躲过这一劫:全国那么多村子,谁会知道我们在那个村子里?

蒋定粤犯了一个技术性错误。她怕父母不放心,写了一封信,说我们现在很安全,在什么什么地方。她母亲觉得我们在外边跑不合适,那时候中国还是很传统的,就回信说,你们俩结婚,免得别人说话不好听。我想,没有家里人来参加也不能随便结婚,5月1号,找一些朋友作为证人订了婚。

我们以为通缉我们的就只是“联动”的敌对派,没想到是公安局。所以信马上被他们拿到,按图索骥,5月14号就把我们抓了,最后婚也没结成。

被抓回来前,全国为这个案子抓了没有1000人也有几百人。我跑了50天,大家以为我逃到国外去了,不管是不是我说的,全都说是我说的,我被抓进去时已经不需要我的供词了。“这条说过没有?”“好像没说过……”打!“说过说过……”当时讲3条攻击中央首长的就可以判死刑,给我弄了100多条,够枪毙几十次了。

他们来审我和“老七”,清楚地说,那么多反革命谣言,你告诉我们谁告诉你的,你就是传谣者;找不出造谣者,那你就是造谣者。造谣的罪行跟传谣可不一样。我们不知道会判死刑,觉得要是咬出别人这辈子良心过不去,反正我们是俩学生,顶多判个10年,不约而同咬定是自己编的。

 

马列原教旨主义者遇罗克

 

1968年6月被关进牢里。

关在我旁边那个人是个“历史反革命”,瘦得很。我刚进去,他就跟我说,你要没什么杀人放火的事儿,该招就招,因为你受不了刑。我说,好,知道了。结果没两天那人就被打死了,报上去说,这人是自杀。他有了这个经验也没用。

那年10月或11月开始和遇罗克关在一个房,到第二年5月,差不多一块儿关了半年。我们是两个阵营里的人,关在一起是有意让我们在争斗中互相揭发,因为我们24小时在对方视线里,比夫妻还亲密。

遇罗克身高一米七几,有点罗锅,深度近视,微微谢顶;后脑勺很大,从侧面看,就像一个平行四边形,或一个大冬瓜;长手长腿和大螳螂似的,动作可笑。别人笑他,他也一块儿笑。一看就知道他是很聪明的人。

遇罗克笑眯眯走过来:“听说你是中央美院的学生?咱们认识一下。我叫遇罗克,愚公移山的愚去掉心字加一走字的遇,罗霄山脉(井冈山根据地所在山脉)的罗,克服困难的克。”

我知道他是因为一篇轰动全国的《出身论》而被捕的。他父亲是“右派”,学习再好他也考不上大学,就感觉这社会不平等。而我父亲当时是中央美院负责人,没被打成“右派”过,但“文革”受冲击了,是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、“反动学术权威”。他当年坐过国民党的监狱,“文革”中只要坐过国民党监狱的都是“叛徒”,反正所有罪名都有了。如果他没出事,我可能也不至于进监狱。

熟了之后,遇罗克说,一听我要和他关在同一个房他特高兴:过去在社会上竞争不公平,现在终于平等了,都是犯人。很多干部子弟在外边趾高气扬,他想看看谁厉害。所以一开始他对我不算友好,只是好奇我为什么会被抓进来。

他以为我肯定是血统论的支持者。我说我从一开始就没同意过血统论。他很意外,问为什么。我说我看过一部德国电影,讲的是二战之前德国排斥犹太人的情况。血统论跟德国法西斯排犹没什么区别,印度用种姓划分人的高低都是错的,现在要以出身来划分,不是倒退了吗?这成了他和我化解敌对情绪的转机,但他还是半信半疑。

然后,他就跟我谈人的哲学思想和基本框架。我发现他其实比我马列主义得多,他相信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。我说,你说的那些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,我们都看萨特、存在主义。他根本没听说过,在我解释之后说:这叫什么哲学!这是一帮法国小知识分子的狂热!你根本没有真正读懂过马列。要是想真正了解马列主义,我可以给你补课。他的意思,他是捍卫革命理想的人,马列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。

所以我们没有变成敌人,而是变成了思想辩论的对手。他发现我并不是个以革命贵族子弟自居、被惯坏了的红孩子——他后来和同一阶层的犯人聊不到这层次。

当时牢房里很多来自底层的犯人特别崇拜他,觉得他代表他们的利益。我去之前,遇罗克已经给他们办班,普及马列基本原理。我们辩论一紧张,他们以为我们要打架,想收拾我。遇罗克就说,“算了算了。”

牢房有个老干部有一部延安时期出的《毛泽东选集》——解放后出版的改了很多。他是个老红军,知道我是延安生的。遇罗克就说:“你跟他借,他肯定借给你,他不肯借给我。”我就跟老头借,悄悄给遇罗克看。他认真地把两个版本的差别全记下来。

在牢里都要学《毛选》。我俩挨着坐,一人一本《毛选》,好像在读,其实在说话。有时其他犯人知道我们要交谈,就把墙角看守看不到的座位换给我们。

监狱里的营养是不够的。北京的条件已经比外地好很多,也就是早上两个窝窝头,下午两个窝窝头,偶尔有点盐水煮的菜汤。极度饥饿中,见到任何东西,第一个念头就是:这东西能不能吃啊?抓到壁虎,大家立刻问:“这能吃吗?”要是鸟飞进来那肯定要吃掉的,老鼠也一样。但那么饥饿的时候,遇罗克照样聊形而上。

他的预审员外号叫“丁大个儿”。他说:“遇罗克是个花岗岩脑瓜儿的狱油子!”因为他简直是一个讼棍:了解中共的各种法令、规定、条例,审讯的各种方式、手段以及不成文的程序,所以往往能找出预审员违法、违章的破绽。他甚至知道预审员们的姓名、背景、性格、脾气,还帮助犯人应付提审,免费当律师。

我和他订下合同:每天休息时间,轮流选择一个自己熟悉的题目,讲给对方听。我给他讲“西洋近现代美术史”,抽象派、印象派之类,他全背下来。他给我讲“世界电影现状”,讲得那么内行,术语和统计数字运用自如。我说你又不是学电影的,怎么知道那么多?后来才知道,那是他在另一间房从别人那儿换来的。他一直在学,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知识。但我给他讲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、《向上爬》、《在路上》,他越听越不高兴: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。

他特别天真,特别爱幻想。有人告诉他,陈毅看了他写的东西,觉得不错。他就给陈毅写了封信,托弟弟妹妹交给陈毅的儿子陈小鲁。后来他了解了我的案子,说:“你的案子很复杂,等我出去了,帮你去找找陈毅。”

当时我们把可以想到的最重的罪行都加在一起,也没想过对方会被判死刑。客观地说,遇罗克根本不用死,他是自愿去赴死的。他经常跟我说,他最喜欢的诗是“莫道书生空议论,头颅掷处血斑斑”。他有种盗火者的心理,觉得像他们这样所谓出身不好的人,缺少牺牲的勇气。他想做这样一个先例。

 

随时会被枪毙的爱人

 

我们一起呆了半年,1969年夏天,被分到不同监狱。1970年2月9日大年初四,又一起到了死刑号。

那天晚上,我以极快的速度,在脑子里把一辈子的经历过了一遍。也许明天早上就要走上刑场了,现在不想,以后就没机会了——到底我做错了什么?

死刑号里,每个人都是单间,见不到面,只能通过声音交流。我们这些新来的人处在一种强烈的震撼中,竟然用开晚会的方式抵御恐惧。检查的人来了就装睡,走了我们就小声地哼唱。我唱了苏联歌曲《光荣牺牲》,“忍受不自由莫大痛苦,你光荣的生命牺牲,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,你英勇地抛弃头颅……”一时之间,一股热血冲到胸前,我不能自已地用意大利文高声唱道:“哦,我的太阳,我的太阳,那就是你!”

没有人睡觉,因为不久就要长眠了。我们平静地聊着各自的案情,有人忽然说,“要是家里人知道咱们最后还开了晚会,乐乐呵呵的,那就好了。”于是我们挑了个最有希望活下来的孩子,让他出去后把最后的晚会的情况转告我们的家人。

但事情没这么简单,我们还得接受各界人民批判,我马上明白了:杀鸡儆猴嘛。

那阵,每天除了睡觉时可以短暂地忘怀,醒来一刹那,看到阳光,喜悦了几秒钟,立即明白,我是一个随时要被枪毙的人。

睡着也是在做噩梦。黑暗中,被横七竖八的水泥、钢铁碎块夹在缝中,被漫上来的地下水渐渐淹没、窒息,无法逃脱。那种痛苦是非常具体的。

后来“老七”的叔公王鹤寿(曾当选为中央委员、中纪委常务书记、第二书记。参加领导审查林彪、江青两个集团案件,及平反刘少奇、瞿秋白、潘汉年等重大冤假错案的工作。十三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。)说,其实我们的枪毙决议已经通过了两次,幸亏周恩来说要留下活口,才没有枪毙。所以,我总怀疑我做那些噩梦时,中央正在开会决议。

很多人在垂死挣扎。有人向上面报告说有祖传的秘方要献给国家。写完了交上去,他又报告了,说胃寒的病人才能吃,胃暖的不能吃,就怕弄错了到时候更不行。我们就想,这完全是生死一线的事。有的人当时就疯了,也有可能是装疯,看看能不能用这个办法求生。我当时想,一定不能让人觉得我有多惨,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微笑,优美地走完那一步,保留最后那点尊严。

死刑号里有一个女囚叫孙秀珍,长得很美,温柔优雅、毫不张扬。她曾嫁过一个男人。从北京医士学院毕业后,分配到挑花厂当厂医,认识了同是厂医的田树云。田树云展开激烈的追求,立誓娶她。她和丈夫离婚,厂里家里骂声一片,田树云却跟另一个出身好的姑娘结了婚。“文革”中,田树云日子不好过,又来找她,说他已经和苏联接上头了,让她帮他定期把信投到苏联使馆的汽车里,以后一起远走高飞。孙秀珍投了19次信,最后两人双双被捕。

还在监狱学习班时,我就被她迷住了,开始给她写情书。我们联系的方式是在倒土时用图钉把情书钉在装土的箱子下面。

她写给我的情书也很热情。我们都知道这种爱没有任何结果。她比我大,还有个孩子——我出来了才知道。她跟同房的李世佺说过,就算我们出去了,郎郎知道我的情况之后也不会娶我。

但当时我们觉得,至少还有人爱你,是很大的安慰。

现在我们已经是死囚了,她给我的感觉是心如止水。

她被枪毙的前夕,我们作为同一场批斗的主角,终于有了一次肢体接触——之前我们写了那么多的情书,却没有机会相互触碰——那是在去体育场参加批斗会的车上。我们背靠背坐着,尽量地贴近对方。在那些日子里,这是我们惟一的甜蜜。后来我跟北岛他们讲这件事,他们说,这是生命和钢铁机器在作不对等的抗争。

孙秀珍,这么美的女性,连自己干了什么都不知道,最后完全是被无谓地牺牲了。像这样傻乎乎的女孩儿,在那个时代死了千千万万,没人为她们说话。最惨的是,李世佺出来以后,去找孙秀珍的父母,说可以申冤。她的父母不同意,说这是个耻辱,我们要永远忘掉。如果我不提,你们根本不会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叫孙秀珍。

在大的政治动乱中,个人就是牺牲品。你最好当一个旁观者,或者当一个记录者,那比牺牲更有意义。你牺牲了,当时很多人哭了,完了大家都要过自己的日子,谁还会记得那些死的人?只有他妈妈爸爸才知道。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白鼠,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。我们年轻的时候,常常什么都不知道就被牺牲掉了。

我坚信的一点是,要抵抗暴力、抵抗丑恶,而不是比它更厉害,否则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会变得暴力、变得丑恶。

你就喜欢那个美的东西,别弄脏自己。你老是要跟它斗争,最后会发现你和它没有什么区别。

我们那批死刑犯是在1970年3月5日宣判。许多人被拉走了,我记得名字的有:遇罗克、田树云、孙秀珍、沈元、索家麟、王涛、王文满、朱章涛等。最后两位的下落,我至今不清楚,其他都立即执行了。那个我们还指着他给家人捎口信的孩子也被带走了。

我被留下了,筒道里死一般地寂静。我预感到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 

“要是眼睛累,你就闭上”

 

监狱里每年都有一个节目:过年前一天有个宽严大会,枪毙几个,或者提前释放几个。1977年12月31日,正在牢里分糖吃,监狱的人对我说,我可以回家了。

我到门房脱下囚服,换上自己的衣服。到了门口,看到一辆吉普车,哥哥和母亲站在那儿。我说,你们已经来很久了?他们说,来了一会儿了。没人哭,也没人说那些伤感的话。

监狱里的颜色很单调,回来这一路上,看四周的环境真是眼花缭乱。我妈就说:“郎郎,要是眼睛累,你就闭上。”我说:“没事儿,挺好看的。”

到了家门口,我爸来开门,说:“郎郎回来了。”我爸妈很细心,给我收拾了一间屋子,里面是素色的。还买了个砖头式的录音机放在那儿,有两盘俄罗斯民歌的带子。说:“你先躺躺,休息休息喝点儿水。”就这么到家了。电视剧里应该抱头痛哭,我们家没这事。

刚出来的时候不适应的太多了。晚上睡觉,我妈过来看,要给我关灯。我说别关,我10年没关过灯了,突然黑了会不适应,觉得一下陷入深渊。

出门根本不会过马路,而且不习惯后边没有人跟着。在监狱里你到哪儿都有警察跟着,觉得他们成了自己的一部分。突然没了,空荡荡很奇怪。

我变得不怎么会说话了。其实在监狱里经常跟别的犯人聊天,只是语速和说话的内容跟外边完全不一样。艾未未的哥哥接我出去吃饭,他们说那会儿我面色苍白。

好在没过多久又没事儿,变回来了。

出狱两年之后,1980年,我就离开了中国。原因特别简单:这批案子的几百人到公安局要求销毁审讯记录和档案,就我和“老七”的他们不肯销毁,说是我们并非“判决无罪”,而是“证据不足”。那意思就是这案子还没结。我们当时也想不到中国变化那么迅速,要是过几年又折腾一回呢?就决定,为了安全,合法地飞走。

当时很多人出去都是为了安全。出去后大多数人都过得不行,靠各方面的救济,后来允许回来,又大批跑回来。我属于特别能谋生的人,能混入各个大学去教书。一次北岛来普林斯顿,我们给他安排了一个演讲,他讲的是流浪者的心态。有人说,“你到美国了都有饭吃,多好啊。”他就说,“你不明白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人真正的心理。”很艰难,活不好。后来“老鬼”(《青春之歌》作者杨沫之子马波)他们为什么千方百计想回来?就是实在熬不下去了,就是这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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